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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蕃部弃儿与河东公敌——仆固怀恩叛乱新探
仆固怀恩之乱是发生在安史之乱平定次年的重要历史事件，其起因受到研究者的普遍关注。传统史书主要将叛乱归因于仆固怀恩本人性格的缺陷、宦官边将的诬告。①陈寅恪在论述唐室借兵回纥时，指出“同罗仆骨及回纥种类甚相近”,居住地域“或直隶于朔方军，或与朔方军政区相邻近，概可称为与朔方军关系密切之外族”。因此肃宗“遣仆骨部落酋长仆固怀恩，结援回纥”。②陈寅恪之论贯穿着其一向主张的种族地域史观。傅乐成则认为“怀恩之叛，虽由辛、骆之诬陷，而代宗之疑忌，实为最主要之原因”,将根本叛因归于唐室。③与之相似，黄永年将此事置于唐中央与地方矛盾的大背景下，曾撰专文《论安史之乱的平定和河北藩镇的重建》指出，“任命安史余党田承嗣等为节度使”其实“是当时河北叛党势力尚强大下不得不采用的一种策略”,不能“把责任统统推到当年平定河北的人身上”。仆固怀恩之叛，实因“地位仅次于中兴元勋郭子仪的大人物辛云京来讲后来确实逼反了的仆固怀恩的坏话，当然容易为人民轻信”,强调唐朝中央的猜忌、压制态度所起的重要作用，认为叛乱源自唐朝“歧视排挤地方势力”。①1971年，彼得森发表《仆固怀恩与唐廷——忠诚的限度》一文，这是目前所见较早对此事进行研究的专篇论文。彼得森在全面叙述仆固怀恩生平的基础上，对其叛乱原因进行了“个人”与“官方”两个维度的分析，除对其个人性格、意图及朝廷政策等多方因素进行探讨外，着重强调“对怀恩的非汉族属性予以重视”。他指出，作为内附蕃部头领与朔方军核心人物，仆固怀恩对唐朝的忠诚具有两面性。当“外部环境达到爆发点时”,他出于“自救的本能”而选择了叛逃。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