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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皇帝认为，“国家致治，首在崇尚宽大”“处分允当，不致烦苛”,而现行所定条例“款项太多，过于繁密”“徒具成规，罔厚情理”,命“将见行处分条例，重加订正，斟酌情法，删繁从简”,进行修正。在康熙皇帝除弊尚宽的思想指导下，兵部得旨又放宽了对逃人(指从旗地上逃出来的农奴)的处理，规定“逃人在外娶妻，所生之女，若已经聘嫁，不许拆散，亦不必向伊夫追银四十两给予逃人之主”。同年又作定例：“逃人年十五以下者，逃三次亦免死。”康熙十五年(1676),重申旗人契买民人，必须使用地方官印信。对有案在身的“匪类”卖身者，规定保人枷号三个月，旗人鞭一百，民人责四十板，若原犯重罪者从重归结。康熙皇帝几次修订逃人法，至康熙二十九年(1690)时，已经出现“终岁不劾一失察之官，不治一窝隐之罪”的局面。逃人已不成为社会问题，于是，康熙皇帝也把专营逃人的兵部督捕衙门撤销，并入刑部改称督捕司，职务变为专管旗人无故离京了。
除此之外，康熙皇帝还禁止掠人为奴。康熙十六年(1677),江西的清军“不恤人民，肆行侵略”,被康熙皇帝下旨斥责。靖南王耿精忠属下被掠子女中，有浙江人、江西人各五百余人，外官接连上疏要求释放或准予取赎。康熙十八年(1679)七月，北京发生大地震，康熙皇帝为“实修人事，挽回天心”,宣布“招灾六事之谕”,告诫群臣，其中有一条是指责地方统帅“掠占小民子女”“财物”并“借名通贼”“将良民庐舍焚毁”,“名虽救民于水火，实是陷民于水火”。规定凡如此害民的领兵将军应予革职，诸王贝勒交宗人府治罪，“其掳掠人口，仍给本家”。康熙皇帝从禁止掠民为奴方面消除奴隶制残余，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